1940年夏，一位22岁的年轻人因擅长无线电技术，被成都一家无线电厂录用。然而，厂方要求提供正规学历证明，这对未接受传统学校教育的这个年轻人而言是一道难题。情急之下，他瞒着父亲，向父亲创办的育才学校副校长马侣贤求助，得到一张“晓庄师范”的毕业证明。

　　陶行知去世时，宋庆龄先生曾写了四个字以示悼念，这四个字是：“万世师表”，可见陶行知先生得到的尊重。

　　1914年，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后，继而远赴美国，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，师从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。

　　在杜威所有的中国弟子中，胡适的名气最大，但杜威却最喜欢陶行知，他曾不吝溢美之词地夸赞道，“陶行知是我的学生，但比我高过千倍”。因为自从陶行知1917年秋回国后在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、国立东南大学教授、教务主任等职务以后，立即开始践行自己“生活即教育”、“社会即学校”、“教学做合一”等教育理念。陶行知尤其重视农村的教育，认为在当时的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，并于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（现晓庄学院），也就是陶晓光想要的那个学历证明。

　　彼时的陶行知声望卓著、影响广泛。得知此事后，将近50岁的陶行知当即拍发电报，要求儿子立即退还假证明，并附上一封言辞恳切的家书：“我们必须坚持‘宁为真白丁，不做假秀才’之主张。倘使真实的证明不合用，宁可自己出钱，不拿薪水，帮助国家工作……‘追求真理做真人’，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。”

　　信中，陶行知亲手为儿子开具了一份“真实证明”，坦承其无正式学历，却强调其技术能力与求学精神。

　　这一举动在现在看来“不近人情”，也太不精明，却彰显了陶行知对“真”的执着。在他看来，即便儿子可能因此失去工作机会，也绝不能以虚假换取捷径。最终，陶晓光主动向厂方坦白，以真诚打动了负责人，成功留任。

　　陶行知的“较真”，绝非一时意气，而是其毕生教育理念的缩影。他提出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”，将“真”视为教育的核心价值。这一思想，既源于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，也与其创办晓庄师范的实践密不可分。这种对“真才实学”的追求，也贯穿于家庭教育。陶行知的四个儿子中，仅幼子拥有正规学历，其余均通过自学与实践成才。他告诫子女：“滴自己的汗，吃自己的饭，自己的事自己干”，强调自立与真实的重要性。

　　陶行知对“假文凭”的零容忍，在今日更显珍贵。当今社会，“水学历”“刷论文”现象屡禁不止，甚至衍生出“学术家族化”的灰色链条。反观陶行知，他不仅严于律子，更在公事上坚守原则。例如，当权贵试图借晓庄学校的名义为纨绔子弟开具虚假学历时，他严词拒绝：“我只能证明事实，不管你们要不要他！”

　　陶行知曾言：“人生为一大事来，做一大事去。”于他而言，这件“大事”便是塑造真实的人格。面对儿子“假文凭”事件，他选择了一条艰难却光明的路——宁可让儿子以“白丁”之身脚踏实地，也不愿其以“假秀才”之名沽名钓誉。

　　如今，陶行知长眠于南京劳山脚下的行知园，墓碑两侧镌刻着他毕生的信念：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。”这十六个字，不仅是对教育本质的诠释，更是对后世学术诚信的永恒拷问。在“造假”与“捷径”充斥的当下，陶行知与陶晓光的故事，恰似一剂清醒良药，提醒我们：真正的成就，永远建立在“真”与“诚”的基石之上。